这一概念后来演变为宗教自由的概念，并被写入了《世界人权宣言》。

在耶施看来，法律保留意味着某一在法律之下的国家行为所确定的内容仅在该国家行为基于法律而被发布时方始合法。2.功能主义分权理论如果认为权力分立传统理论的最终旨归是保障自由，[85]那么即使耶施主张议会优位，其理论底色也是这种传统的自由主义。

因此，全面保留理论之所以指向包括具体行为与一般规范的全部行政活动，不仅可以归于主张者所秉持的民主主义立场，也有学说史上的渊源。五、结语法律保留原则既关乎基本权利的保障，也关乎立法与行政的权限分配，因而不可能逸脱于实定宪法独自存在。[35]这一定义主要强调法规调整的关系。（一）特别权力关系领域的法律保留结合上述对于立宪君主制下二元制宪法构造的阐述，特别权力关系免于法律保留是题中之义。但这只适用于那些可以自由加入的机构，加入这类机构才可以被理解为自愿接受该机构中规则的约束，并且认同机构对自身自由和财产的侵害具有必要性与合目的性。

在裁量不受法律严格约束的意义上，可以说，行政（自由）裁量论是‘依法律行政原理的例外。[30]所谓法规是德国公法上颇具特色的术语，法规是法规范的下位概念，所谓法规范强调的是规范的拘束力。但同时，法政策也只有被塑造和结晶为法教义，才能转变为法律命题。

三是体系解释中的经济解释。故而法教义学至少间接地是法律政策的产物，或者说结晶化的法政策学。在此，制定法只呈现为一种框架秩序，法政策学从先前已发生的法律发展出发，并进入后续的法律发展过程之中。这种视角的特征在于：其一，它采取单向视角而非双向视角，所以不处理法教义学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与限度问题。

第二种作用有助于发现差异制造事实。而很多时候行政机关会将框架性立法作为实现其特定政策目标的工具，运用相关社会科学知识来塑造这些具体法律规则。

在前文所举的系统性风险例子中，这一点就体现得很明显：金融危机背景下的系统性风险需要借助经济学来理解。相反，法教义学属于实践性的学科。这也就意味着，成本收益考量已成为方法准则的一部分，现代经济学只是提供了更为发达的分析方法。法教义学以实在法为工作平台，也以实在法为约束前提，要尽最大可能发挥制定法的作用。

摘  要：社会科学融入法教义学既有特定的时代背景，也有独特的基本路径，即先运用社会科学方法形成社科知识，然后将社科知识运用于教义学作业过程，经受教义学方法的筛选和过滤，最后成为教义学知识的组成部分。法官和学者不能因为经验性理由而忽视规范性部分。其二，它采取内部视角而非外部视角，所以不处理如法社会学对法教义学运行的现状、法的实效等的描述类主题。它的最高目标在于有效分配资源。

因为解释活动的存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影响效率的。例如1794年《普鲁士一般邦法》的附属物一章，就运用67个条款，在规定（本身足够充分的）一般性定义的同时，又列举了大量具体情形，如庄园的附属物包括母鸡、鹅、鸭、鸽子和吐绶鸡。

一种价值无涉的、无世界观的教义学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后来《德国民法典》就只用了两个一般性条款去处理附属物的问题。

另一方面，法本身不是其他学科的竞技场，而是具有自身科学方法的独立学科。所以，法官在运用一般条款或抽象法律概念进行教义学推论时，不能脱离规范（适用时）所处的社会图景及法外知识的输入。一方面，法教义学与社会科学的内部合作能够改善教义学的论证结构，提升教义学的生产能力，输出更加有想象力和说服力的法教义学产品。继受的外来知识奠定了法教义学知识生成的雏形，法教义学的概念必须与之兼容。法教义学的经验面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认识及描述有效的法律，二是在法律论证中运用经验事实的陈述。尤其是在评价开放的情形中，解释者可能引入经济分析论据。

因此，要因应社会图景的改变偏离既有的法教义，就必须论证：这种改变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新价值的分量（实现的必要性）要比既有教义的实质价值和性质价值加起来更大，也就是要有重大理由或不可抗拒的理由。规则只能应对常态情形，马克就是马克的货币法则只适用于美好时代，而无力应对困难时期。

很多时候，效率绝非立法者之多元价值获取的元目标，而可能只是诸多目标中的一个。但这同样可以从成本效益的效率角度来理解：在法律不违宪的前提下，法院接受立法者的制定法所包含的价值与做法，自己不再重新进行价值权衡判断，直接依据法律文义作出决定，显然是比较能够节省劳力时间等成本的有效率论证方式。

相反，诉诸既定规定或实务见解者，无须再提出额外的理由。由此，当代大量法律、包括框架性法律的基本内容不再是具体的行为要求，而变成了对相关领域之目的或适用机关想要实现之目的的说明。

法社会学能为法教义的形成提供经验基础，具体完成这一工作又包括三种方式：一是促进对案件事实的理解。而即便是在描述—经验这个法教义学的初始维度上，它同样会受到限制。为此，要充分地发掘以经济分析为基础的理论并提炼出它与法律问题的关联点，同时也有必要从一种自治的法教义学出发对经济分析反思进行批评和整合，从而在批判性反思之后以有限和可控的方式来使用这种陌生的工具。如《德国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对合同的解释，应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并考虑交易惯例。

有时，法律中有不少不确定法律概念本身就带有浓厚的经济意蕴，解释者可以直接诉诸成本效益考虑等经济分析论据来精确化其意义。对这些任务的证立不仅属于科学领域，而且属于自由的和道德上负责的人类审思的领域。

前一层含义可称为作为方法的法教义学（教义学方法），后一层含义可称为作为知识的法教义学（教义学知识）。换言之，当不同规范目的（包括一阶效率，但也包括正义、公平等价值）发生冲突时，可以福利高低度量好处与坏处的大小，并选择净好处最大者，也即追求福利极大化。

由此也呈现出法教义学与法社会学在意义这一主题上的不同倾向：当法教义学处理参与社会行为的人如何理解实在法的规范性意义，因此处理他们如何调整其现实行为时，它力图去理解与法律的规范性意义（也即客观意义）相关的主题。帕累托最优模式严格受到事实上存在之个人利益态度的约束，并将最有效的资源配置识别为最优状态，但它不仅在现实中难以实现，而且放弃了关于公正分配问题的一切考量。

法教义学并非某个统一而特定的价值标准的一言堂，而是各种理论和方法的演练场。当然，法教义学并非不能容纳后果考量意义上的个案正义，但它坚决反对将社会后果视为司法裁判之唯一基础或最高基础的后果主义，主张将后果考量纳入固有的法学方法论之中。作为方法的法教义学指的是获得这些知识产品的活动，作为一种独特的作业方式，它要求对现行实在法进行解释、建构与体系化。一方面，对社会目的和效果的追寻通常不能逾越法律规范本身的文义，而需要与立法者的主观意图保持一致，或至少不相冲突。

此时，法律适用主要涉及的就不是经济分析的正当性，而是合法性了。整个人类存在的目的可以分成两大类，即个人目的与社会目的。

四是目的解释或论证中的经济方法。显而易见，从这两个前提并不能直接推导出法律后果，中间尚需（1）使人肢体残废的，属于致人重伤（2）丧失手的机能，就属于肢体残废（3）如果手指失去作用，就会丧失手的机能（4）砍断他人的左手拇指、食指与中指，手指就失去了作用这些中间步骤。

启蒙时代和古典自由主义时代，立法者往往提供事无巨细的具体法律规定。这大概又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框架性立法逐渐增多。